主编寄语｜谢彦君：创意、跟进与范式化:旅游理论建设的时代使命
谢彦君
《旅游学刊》副主编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旅游学刊》作为旅游领域传播新知识的最重要学术平台，再过三五年，就要走过它半个世纪的历程了。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要发表关于《旅游学刊》甚至旅游学术研究的一点感言，思来想去，还是想谈一下旅游理论建设的范式化问题。
这个话题，在最近几年，我大概以呼吁的方式谈过三五次，其中最集中的一次是2019年第9期在《旅游学刊》主持过题为“旅游体验研究的范式创新”的笔谈，邀请张凌云、王宁、马波、吴必虎诸君就相关话题各抒己见。我的这个倡议，可能引起了一些异议，也遭致某种误解。今天依然要老调重弹，我个人以为，还是因为这个问题是旅游知识界中的一个大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还越来越显现出是个大问题。
毫无疑问，今天的旅游界，绝非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小规模实践领域，它已经发展成为复杂新经济时代的重要实践领域，迫切呼唤知识尤其是系统的理论知识以作为其实践之指导。然而，这种“系统的理论知识”在哪里呢？我们到底要不要致力于系统的理论知识的生产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从科学哲学的意义上来看，必然会走向“理论的范式化” 这一命题上。
在当今的知识界，不惟旅游学术界，也包括中国的大多数社会科学领域，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对 “创意”“创新”的主张，从未受到任何质疑，反而构成社会公众对知识生产原则的普遍认知。但是，接下来，对相应的学术“跟进”的强调，便缺乏集体自觉了，以至于在某些相当重要的知识领域，比如作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的经济学，自改革开放以来半个世纪的知识生产，其可见的成果，也不过是一地散金碎银而已。至于构建足以称为“范式”的理论，似乎在很多社会科学领域都还远不见踪迹。
达不到目标，如果是由于各种外在条件的限制使然，则尚不足论；但若是由于主观的自觉性不够，那便是知识界自己的问题了。旅游知识界也同样是这个道理。
于是，这就涉及对“范式”的意涵理解和价值判断了。
范式（Paradigm）是科学哲学家库恩所使用的最重要的科学哲学概念之一。按照库恩本人的解释，“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科学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库恩对范式一词的界定和使用，曾引起科学哲学界的巨大轰动，也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然而，库恩晚年 “自暴自弃”地几乎不提“范式”一词，个中根由，很可能是因为这个概念被大肆地滥用了。但是，根据库恩最初为“范式”所下的这个定义（库恩对范式也有很多种阐释或运用）和所给出的一些命题，我们知道，范式本质上是“世界观和方法论”；范式的载体是“科学共同体”（毋宁说是“理论共同体”，库恩将“范式”和“科学革命”等概念仅仅贡献给“科学”而非整个知识领域，这可能是他的一个局限，毕竟“科学”也仅仅是知识论中的一个范式而已）；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这意味着，范式革命或范式转换之后，“新旧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它们之间没有公约数。新旧范式的差别是本质性的。”根据这些界定，再结合历史上各种理论（不惟库恩所局限的科学理论）所经历的成长过程，都可以看出，人类关于世界的认识或知识的系统积累，总是经历着创意、跟进、系统化或范式化及至衰亡（被革命或被替代）的过程。所有重要的理论发育过程几乎没有例外（包括重要的科学理论）。这也就意味着，范式化也将是旅游知识生产的宿命，除非旅游现象在未来变得不重要甚至消失。从这个角度说，旅游知识界致力于构建不同的但为某一群人所共同遵守的理论体系和规范程式，这种努力体现的是知识群体在旅游本体论上的志同道合，它与基于学缘、地缘、业缘、势缘、利缘而建立的学术裙带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一言以蔽之，知识界的范式化与学术上的“ 拉山头”，在本质上是不同甚至对立的两件事。
对于旅游知识共同体（即“旅游学科”）的理论建设而言，范式化的价值究竟何在?这个问题恐怕要回到旅游学科建设的现实中来讨论。
纵观当今中国旅游现象界，大体可以看到三重表现：一重是如火如荼的产业实践——新冠肺炎疫情只能在短期内压制其发展势头；一重是臃肿庞大的高等教育规模——全国600多所本科院校开设了旅游管理大类各专业；再一重是汗牛充栋的文献数量——仅在中国知网，便可检索到73.19万份相关文献。这三重现象代表着旅游相关的三个界域：产业界、教育界和科学界（或应更准确地称为知识界），而它们又都与“知识”存在着休戚与共的天然联系。产业界应用知识，教育界传播知识，科学界生产知识。一旦在这三重界域中出现“范式缺席” 的情况，那么，作为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就很可能出现这样的现实：在产业界，可能会出现个人经验性意见盛行、不按规律办事从而导致产业发展效率低下、效果不佳的局面；在教育界，可能出现教育的知识内涵匮乏、教科书随意编撰、人才培养质量偏低、行业内就业局面尴尬、外侵与内卷并存、专业认可度低的局面；在科学界，可能出现文献数量可观而可用知识乏善可陈、学术研究缺乏实践相关性的局面。尽管上述3种局面未必都是现实（谁知道呢），但其潜在挑战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在旅游学术界，我们曾提到过“旅游共同体”，主张过“学术共同体”，也曾提出“知识共同体”（学科）的概念，但还缺乏对“理论共同体”的认可和自觉。在我看来，只有当旅游知识界承认并积极推进旅游的“理论共同体”（每一个“理论共同体”以相同的理论范式为纲领）的发展，才能够指望作为旅游学科的“旅游知识共同体”（一个“旅游知识共同体” 拥有若干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论共同体”）的成立。当下基于业缘（如酒店、会展、旅游）而组合的“旅游专业大类”，其与“旅游学科”或“旅游知识共同体” 并非同样的东西。依照复合性极强、现象属性不具有同一性的业缘去构建旅游学科，难免会缘木求鱼，得不到预期的结果。
我期望，在《旅游学刊》这个知识传播平台上，能够见到更多富有创意的新的研究成果；更愿意看到，这种创意能够唤起更多的后进为之做更加深入的工作；尤其盼望，有一些带有范式化努力的学术研究，能够借助《旅游学刊》走向旅游的“三重界域”，甚至走向世界的旅游学术殿堂。
文章发表于《旅游学刊》2022年第3期
责任编辑 || 吴巧红
责任校对 || 宋志伟
技术编辑/插画 || 孙佼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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